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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供给侧结构改革向海事审判领域延伸
促进船员劳务关系良性健康发展
加快劳动要素市场化进程
—以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审理海上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纠纷案件中的认定为视角
作者:郑萌  发布时间:2017-06-10 13:08:59 打印 字号: | |

 

 

论文摘要在经济新常态下,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全面深化,海事法院肩负着为完善海洋经济秩序和涉海产业秩序提供科学有效司法保障和优质司法服务的重要职责,并承担着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时代使命。本文试图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不同法律关系背景框架下的适用问题,初探在供给侧结构调整全面深化的历史节点下,海事法院如何在严格履行尽责,正确审理个案的同时,科学聚焦司法权对社会关系和经济结构的传导作用,准确对接更深层次的法律供给侧改革。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改革 劳动关系 雇佣关系 精神损害赔偿

 

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全面深化和辽宁省海洋渔业事业的持续发展,我省渔业经济呈现出总量逐年递增、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对外贸易总额显著提高的总体态势,尤其在黄渤海海域,水产品捕捞、养殖、加工、仓储、物流和进出口等产业产值在所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渔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以海洋渔业为支撑点的大农业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海洋渔业已经逐步成为拉动辽宁第一产业增长、推动沿海地区民生改善和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的关键增长极。

伴随着海洋经济的蓬勃发展,涉海涉渔活动日益频繁,发生于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纠纷在我院审理的案件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各沿海地区的派出法庭辖区内,此类争议数量已经呈现压倒性态势。一方面,由于渔业生产效益的周期波动性和从业者自身特殊情况,该类案件在审理执行过程中,普遍具有背景法律关系模糊、调查取证困难、请求数额较高、风险分摊机制失灵、送达难度较大、执行风险高企、上诉上访易发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当事人权利意识的相对提高与法律观念的相对滞后的突出矛盾,当事人对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在起诉状中提出较高金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抚慰金)诉讼请求的情形日益普遍,一些委托代理人受到利益驱使,误导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盲目扩大当事人心理预期,加之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较为宽泛,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往往在审判中纠缠不清,不同法院乃至不同审判人员在审理该类案件时也经常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直接影响到了个案审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更存在着抑制投资效率和生产积极性,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分配结构调整大格局的潜在危害。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直接作用对象是生产者和劳动者,提高生产者效率和劳动者生产率,合理降低企业(雇主)成本,改善供给质量和竞争效率,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克服经济下行压力的根本出路。过度发挥行政和司法公权力作用,否定经济主体的市场权利,破坏市场机制和公平竞争秩序,将导致市场功能失灵退化,也将导致政府和法院作用缺位,功能失灵。

本文现就如何依法认定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纠纷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入手,简要探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通过个案的正确审理,加快完善劳动资源市场化,从而促进船员劳务关系在法治化进程中实现良性发展。

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与属性

广义的精神损害赔偿是是指受害者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权益受到损害,或者遭受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死者近亲属有权要求侵权人通过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和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

狭义的精神损害赔偿,通常是指侵权责任的一种特殊类型。具体说则是由于侵权行为的侵害,受害者的生命权、身体健康权、身体完整权、人身自由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信用权、隐私权和贞操权等人身权和人格利益及某些特殊的物质利益(具有精神价值)受到不法侵害时,因给受害者(直接受害者)的精神造成痛苦而形成的非财产性损害,或者受害致死者的近亲属(间接受害者)由此遭受的精神痛苦而向受害者承担的一种侵权责任。

由于本文所论述内容限于海上人身损害所引发纠纷,故将所述范围限于因侵权人侵害受害者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等一般人格权所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二、  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渊源

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实施,该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了准许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的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各类新型侵权案件层出不穷。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灵活运用《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将损害赔偿制度进一步扩大,对侵害隐私权、信用权等其他人格权的侵权行为,确定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同时,立法上开始对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在内的一般人格权的侵权行为尝试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并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

我国理论界普遍认为,1991年9月22日国务院令第89号发布《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对造成受害人死亡的,予以死亡补偿费的救济,开创了对人身伤害精神损害赔偿救济的尝试。而1994年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1995年施行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了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制度,则以单行法形式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38日颁布的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构建了我国精神损害制度的基本框架。《解释》第一至第四条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明确于下列四种情形:一是侵害他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二是侵犯监护身份权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给监护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三是侵害死者人格权或非法利用、侵害遗体、遗骨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的;四是灭失或毁损他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而造成精神损害。

此外,《解释》第九条还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形式进行了规定,把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作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两种实际履行形式。

200451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也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构成和责任形式进行了规定。《人损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但该司法解释的第三十一条将人身损害的物质损害赔偿金(含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并列,在内容上与《解释》第九条的规定产生了冲突。

201071施行的《侵权责任法》是我国民事侵权行为制度法典化的重要成果。该法第十六条以列举式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类型,即“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在此基础上,《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这一较高位阶的效力渊源形式正式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纳入民事侵权责任体系,并将精神损害赔偿这一非物质性责任与侵犯受害人生命权和身体权所产生的物质性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单列,将侵犯一般人格权而产生的物质损害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作为独立承担两类的侵权责任,有效地解决了《解释》与《人损解释》的冲突,在司法实践中解决精神赔偿金的适用问题提供了法律基础。

201311,经第2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正式生效实施,该法第三十五条在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之外首次单独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正式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纳入了国家赔偿制度的范畴之内。

三、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侵权责任的特殊类型,其归责原则应与其他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一致。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可适用范围的广泛性和民事不法行为的多样性,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不能简单的规定一个统一的归责原则,而应区分不同情况,对不同种类的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

特别是在侵害物质性人格权的案件中,即人身伤害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中,应该根据基础侵权责任的不同类型,来确定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以及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在这类侵权行为中,造成精神损害的行为不仅有一般侵权行为,还有特殊侵权行为,如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雇主责任甚至还包括对造成的损害后果双方当事人都无过错的情况。所以应认真区分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   

四、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海上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纠纷案件中的适用

   在我院受理的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纠纷案件中,损害结果一般均发生于受害者在船上从事劳动或者雇佣活动之时,损害结果发生的地点多为当事船上或者航行作业水域,但根据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的不同,在具体认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时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  劳动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1、工伤保险赔偿责任与民事侵权责任之比较

为确保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完善我国社会保险体制,分散工伤事故的风险承担,我国通过《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及各省、市的相关配套规定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工伤保险制度。

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或按照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导致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死亡时,可以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主张工伤待遇。用人单位应该根据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行业风险水平和相应的缴费基数及费率在社保经办机构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劳动监察部门依法对社保费征缴和基金支付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工伤保险损害赔偿制度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工伤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1)职工与企业或雇主之间必须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企业作为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建立了实际的事实劳动关系。

2)职工必须有受到人身损害事实。

3)职工的损害必须在其履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发生,即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发生的事故。

仅将职工自杀或自残、故意犯罪、醉酒或吸毒的情形排除在工伤保险赔偿责任之外。

劳动者可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主要包含以下项目:

1)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停工留薪期工资;

2)工伤致残的,根据伤残等级为标准应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本人工资水平为基数),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时,还可以主张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以本人工资水平为基数);

3)伤残津贴,安装假肢、矫形器、假眼、假牙和配置轮椅等辅助器具和生活护理费;

4)职工因工死亡,其直系亲属可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根据2010年新修改《工伤保险条例》和辽宁省及大连市的配套实施办法,以上各项工伤待遇除了停工留薪期工资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之外,全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根据关于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大人社发〔2011129)从业人员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偿还。用人单位不偿还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可按照有关规定追偿。

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且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按有关规定向第三人追偿。

由此可见,工伤保险赔偿责任因其覆盖范围广泛、赔偿项目全面、基金支持率高等特点,可以给劳动者较为充分的保障。但现行工伤保险赔偿责任体系中未设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工伤保险制度是劳动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的组成部门,其应由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进行调整,而精神损害赔偿是民事侵权责任的一种,不应由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进行规定;二是依据《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法》,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般均适用劳动仲裁前置原则,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为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职能部门或下属单位仅有权依据《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法》和《社会保险法》及相关配套的行政规定进行裁决,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属于劳动仲裁的主管事项,故不可能通过劳动仲裁方式来实现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2、工伤保险赔偿责任与民事侵权责任之竞合

如果当事人向用人单位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理论上只能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根据“劳动仲裁前置”基本原则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仅应限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不能与包含《工伤保险条例》项下的责任一并起诉,因此,劳动者只能单独就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请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实践中,工伤保险待遇的领取手续需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的共同配合办理,劳动者在未顺利解决工伤待遇之时就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情况殊为少见。

由于海事案件的特殊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内船员劳务合同案件是否应劳动仲裁前置的请示的复函》(【2002】民四他字第16号)的相关内容,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由海事法院管辖,排除了劳动仲裁前置原则的适用。船员理论上有权依据《人损解释》和《侵权责任法》为基础,并根据《解释》的相关规定就其所遭受精神损害与其他人身损害责任一并在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向用人单位提起诉讼。

但根据《人损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和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另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与《侵权责任法》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故此时劳动者亦不能依据《侵权责任法》向用人单位主张侵权责任。

综上,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如果出现工伤保险赔偿责任和用人单位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劳动者只能诉诸于工伤保险赔偿责任。

此外,在存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根据《人损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劳动者也有权向侵权人直接提起侵权之诉,在诉讼请求中可以包含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但司法实践中,由于工伤保险基金的有财政支付为保障,用人单位一般也较有自然人更具赔付能力,即使用人单位拒绝向劳动者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或者不配合劳动者办理工伤待遇的相关手续,劳动者“舍易求难”、“舍易求难”放弃时效较短、成本较低的劳动仲裁而直接提起此类诉讼的情况较少,这种情况无需赘言。

(二)  受雇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在我院受理的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纠纷案件中,比重最大的是受雇人在雇主所有或经营的渔船上从事雇佣活动时所遭受伤害而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在这类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经常成为诉讼请求的重要内容。

受雇人虽是独立的民事行为主体,然而由于其经济能力一般偏低,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弱,并且受雇人是经雇主选任,为雇主的利益而从事雇佣活动的,雇主由此可以扩展自己的事业,增加自身的收入,正应了“利之所在、损之所归”的法谚,所以其人身权益受到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侵犯时,雇主应与侵权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受雇人有权自主选择向第三人或雇主请求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从而确保受雇人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除此之外,受雇人在船上工作时候,也有受到雇主或其他受雇人伤害的可能;海上作业存在着较大风险,各种意外事故和生产事故发生率较高,这也是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一个直接诱因。

根据损害发生原因不同,可将受雇人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健康权、生命权和身体权受到侵害所引发的侵权责任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雇主或其他受雇人造成的雇员人身损害责任;(2)雇佣关系之外的第三人造成的受雇人人身损害责任;(3)安全生产事故或者意外事件造成的受雇人人身损害责任

现就这三种情形下,受雇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构成做简要分析:

(一)   雇主或其他受雇人造成的雇员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人损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即,无论致害原因为何(雇主、其他受雇人或者第三人的原因所致),无论雇主是否有过错,无论过错程度如何,雇主都应对受雇人承担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责任承担相应的责任。

根据《人损解释》第二条,受雇人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才能减轻雇主所应承担的责任。受雇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影响雇主责任的承担。这种情况下,雇主承担了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之后,无权向仅有一般过失的其他受雇人进行追偿。

如果损害是因为其他受雇人从事雇佣活动致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根据《人损解释》第九条,雇主因该雇员的严重不法行为与其向受害者承担连带责任(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之后,有权向该受雇人求偿。

以上情况是基于雇主对受雇者选任和基本监督义务所做的规定。

综上,根据《侵权行为法》第二十二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受雇人遭受严重的精神损害,如果是雇主所为,无论雇主过错程度如何,受雇人可以要求雇主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是其他受雇人所为,雇主也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但区别在于其承担责任后仅有权向有重大过错的实际侵害者求偿。

(二)雇佣关系之外的第三人造成的受雇人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人损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受雇人有权要求雇主替代第三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雇主无权以自身无过错,或者以第三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为由对请求权进行抗辩。雇主在实际承担相应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三)安全生产事故或者意外事件造成的受雇人人身损害责任

渔业生产活动具有高度危险性,由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大量外来人口日渐成为渔业从业者,他们往往文化知识水平偏低,安全生产和应急意识不足,极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由于事故多发生于海上,调查取证非常困难,很多事故的真正原因难以查明。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雇主对生产活动尽到了必要基本的安全防范义务,防灾防损义务,一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原因多数为受害者自身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操作不当,根据前述规定,雇主应当对受害者承担无过错责任,这是公平原则的一种体现,但实践中,雇主有时候并不在事故现场,对事故侵害的发生并没有客观的因果关系,应当认为不存在《侵权行为法》第二十二条中的“侵害他人权益”这一基本要件,因此在此类案件中,不应该认定雇主对受雇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五、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的政策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核心的中国经济政策重构,因其作用方式及传导机制的特点,使之必须建立在制度创新基础上,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中,通过实现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协调,进而发挥实效。

 海事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担着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公平公正审理个案,为争议主体定纷止争的职责;在经济新常态下,还承担着为完善市场经济秩序和交易秩序提供科学有效司法保障的责任,更承担着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和法治化的使命。

 

供给侧结构具有结构性差异化效果,更需要强调法治化,强调司法权对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避免司法任意化、机械化、抽象化对新常态下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损害,科学聚焦、正确平衡法律供给和需求关系是对新时期赋予海事法院的新课题、新使命和新担当。

责任编辑:政治部